锯床技术

中国科技资源配置改革路线图

日期:2019-11-05 20:01:25



一、导言

综观近代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科技和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突飞猛进,人类的认识能力及工具在不断更新,进入21世纪,知识的增长量达到20世纪初的5倍以上,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已有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资源,向未知领域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是促进科技、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还相对落后,创新氛围不容乐观,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能力不够强,许多研究领域整体还处于落后或跟踪状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数量很少。各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很不平衡,有些学科由于不计投入和产出,活力不足,发展缓慢,令人忧虑。中国经济目前仍旧依靠成本驱动,企业利润率偏低,大量的核心技术仍然依赖外国,背后是长期基础研究的积累不够,缺乏创新的结果。显然,国家出现发展瓶颈的原因,不是什么人口红利出尽、资源与环境约束,而是公民的创造力被极大的约束和扼杀,通过以官本位为基础形成的“改革”所得到好处的“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想着带着全体公民致富,而是想着利用已得利益扩大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优势,遏制竞争对手,形成“垄断”局面,而这个“垄断”绝非在经济层面,其势力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政府的各个层面,包括科研领域。这些人在把持大量国家财富、资源的同时,除了浪费和糟蹋纳税人钱财之外,是不可能指望有太大的创新意识和动力。中国现今最缺的,是将资金有效交予合适的人手里的能力。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也是改革败笔最突出的一个领域。所有这些问题反映我国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问题的根源是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的体制和机制十分落后。

二、中国科技资源要素市场特征分析

资源是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从经济学研究资源是针对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要求人们把资源作为配置的对象,研究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当今,全球各大经济体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从一般资源配置竞争上升到了科技资源配置的竞争。科技资源是科技活动的基础,是创造科技成果,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的集合,包括科技财力资源要素、科技人力资源要素、科技物力资源要素、科技信息资源要素等所有资金、人才和科技条件。科技资源要素市场是形成科技资源配置的动力,体现在不同的科技资源要素优势、市场特征及其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

1、科技财力资源要素市场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是按照机构所属部门分配科研经费,实行计划拨款制度。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设立科技计划项目和基金项目,如“863”计划、“97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试图通过改革把过去的拨款制改成竞争分配机制。理论上讲,竞争的前提是公平,而提供公平机制的体制才是保证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的基础性条件,这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市场的本质特征就是自发调节的功能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发展、成熟,发挥着提供信息、经济效益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大作用,从而促成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公平机制)的形成与完善。科技财力资源要素配置系统中的市场配置力的形成类似于上述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的形成过程。科技财力资源要素市场在自发形成的过程中促成了对科技经费的配置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引导资金流向产出效益高的执行主体,促进科技财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科研经费的投入基本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出, 政府(中央和地方)根据预算将科研经费交由各级部门基金组织管理, 科研人员则以申请课题立项的竞争方式获得科研资助。课题制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性项目的科技财力资源配置方式,然而,无论是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或开发研究,所依赖的研究主体绝大部分依然是部门、行业所属的事业单位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这些研究主体与经济或市场主体之间没有体制上的纵、横向关系,在体制上无须为产业部门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自然地造成了科技与经济互为依存关系的缺失。国家实行课题制的初衷是通过竞争机制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进行攻关,取得科技、科研的重大进步,从而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仍然是沿用计划(权力)经济的行政思维对科技资源管理。科研经费的部门所有制导致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科技项目名目繁多,产学研联系不紧;科技政策法规形同虚设,统筹协调效力较弱;科研经费分配主体权责不明,科技财力资源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与产出比效率低下。主要问题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过度行政化的科研体系以及由此生成的官本位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改变、扭曲科研人员的目标取向和行为方式,使科技研究领域失去本身学术专业的独立性和市场价值。由掌握行业资源、科研资源、“科技创新”资源等的权力部门越多,寻租机会必然多,造假的激励就越高。行政配置资源跟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大差别在于:后者关注经济回报,而前者不关心经济回报,主要关心的是关系,跟掌权人的关系远近。(2)科研经费分配“马太效应”突出。在科研经费缺乏有效统筹的情况下,多部门、多渠道、多头分配有限资源。科研经费的分散使用,科研项目的重复设置,科研人员多头申请,同一个人、同一研究内容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经费,而同一科研成果也可以向各方面交账,助推了科研人员四处跑项目、争资金的现象,表现在少数人或团队的经费过于集中而形成科技财力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滋长了官学勾结、官学一体等大面积垄断性学术腐败现象,导致一些玩科研潜规则的飞黄腾达,其负面激励效应一方面模糊着科研的公正透明,一方面也在磨灭着改革和创新潜能,消弭着国家纳税人的科技投入成本。权力、经费资本和伪“知识精英”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构筑起了很多官方或半官方、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平台,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并通过这种优势控制来确立有利于自身的等级秩序。

科研经费的初衷本在于投入研发以获取成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市场逻辑。但对于国内不少科研机构而言,科研经费早已超出了这一含义,而是本木倒置成为了一项需要拿出来比拼、炫耀与分红的数据。上述问题所显现的恶果,在科技体制改革20年后的现实中比比皆是。例如,某林科院自从“9·5”、“10·5”、“11·5”、“12·5”连续20年的科研经费逐年大幅增多,我们并没有看到通过社会和市场来检验的、令人信服的科研成果,反而看到的是于本单位对邻的一家xxx酒店的利润逐年大幅攀升;某林科院自从“9·5”、“10·5”、“11·5”、“12·5”连续20年的保守估计年均1亿元的科研经费,累计数十亿的科研经费,连一个工程院士都没有培养产生;某林科研院所一个973项目的投入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真金白银投入了,但是取得的成效如何?有哪些创新的东西可以推动学科发展与进步?它的设置是否符合经济原则?这样一些大项目连一个像样的网站介绍和交流的平台都没有,既谈不上经常性的学术讨论,更惧怕公开的学术争鸣;打开某林科院所的网站,俨然是一个“小政府”,从来就拒绝设置有关学科领域的创新、争鸣和发展的学术板块,而是每每高调报道某某官员来访。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负责人热衷于对于自身个人活动的报道和网上宣传,热衷于所谓科技成果评奖和宣传来实现对科技资源的垄断,在知识界的这种拿着纳税人钱的一种自娱自乐的行为早就应当受到揭露、批判、抵制和纠错;某林业部局机关在年复一年的课题评审和经费资源分配时,通常是锁定几个下属科研单位的几个“官本位”专家的邀请,具体成果的判断往往只能是依赖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已有投入的既成事实。由于信息封锁,小项目大审,大项目小审的怪现象,使这类评审和科技财力资源配置从根本上扼杀公开性、扭曲竞争性、蔑视公正性。这种官学一体现象不但会使各类学术垄断和不端行为有机可乘,同时还使不少真正优秀者边缘化和逆淘汰出局。

2、科技人力资源要素市场特征分析

科技人力资源是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在科技人力资源要素市场上,由市场决定的人才机制的形成及发挥作用是建立在对科技人力资源要素内在价值(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等各类人才)的评价之上,有利于引导具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流向能体现我价值、发挥创造性潜能的公平竞争环境中,创造出更高更新的知识体系、推动技术创新的过程。回顾西方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主要是形成了三支引领队伍,即私有制企业家(资本家)队伍、政治家(政客)队伍、科技专家队伍。这三支队伍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西方完成了一系列变革、创新和发展,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建立、资本原始积累、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信用制度的建立、议会制度的确立、专利制度的创立、资产阶级革命,等等,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一直摆脱不了贫穷落后和科技落后的境地,是因为在中国皇权官僚体制或权贵官僚体制下,只能产生出一支官僚队伍(还谈不上官员队伍),而产生不出企业家队伍、科学家以及科技专家队伍。

中国十四亿人口,蕴涵巨量的智力资源,如何建立起一支庞大的真正公平竞争条件下、具有市场地位意义上的各类人才队伍,是21世纪中国科技腾飞的关键所在。然而,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会,在国民人生价值与规范层次上,具有高度趋同的特性;由于在个体层面上缺乏独立人格、意志和思想,中国人比任何一个民族更具神化事物的功能。如神化国家、社会、神化皇帝、官员、权贵、社会精英等。所以中国人的信仰从来就不是坚定的,单一的,而是灵活的、实用的和多元的,这又表现为高度异质性特点。这种功利主义分散了人们对信仰的凝聚、执著和敬畏,亦即对于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的判断和坚持,自然延伸到制度层面上缺少刚性的公平与正义原则为社会秩序护航,导致政府权力的获得和运作的官本位体制。表现在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参与和影响,中国虽然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但并未形成健康和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人才保障体系,而是形成了“垄断/过度竞争”同时存在的多权力配置、少市场配置体制。一部分人处于权力保护的垄断地位,产生依赖、虚假和腐败;多数人由于权力、资源和市场的短缺,处于边缘化、逆淘汰和过度竞争状态中。

在学术界和科技队伍中,突出的问题表现如下两个方面:(1)官本位体制形成的“关系文化”和“逆淘汰”机制导向:在官本位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的中国,跑关系、讲人情也是自古有之,钱权理法在中国大地上都能发挥一些作用。在这样的“关系文化”背景下,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一切导致科研资源和科研评价的不公正、不公平及权力寻租等现象,一方面使得科研活动消耗和浪费了太多资源、能量、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科研效率;另一方面,使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人如鱼得水,而使习惯单纯科研、不愿钻营的人的举步维艰。在“关系文化”的科研环境中,一切变得复杂起来,最终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使得科研水平不高,但人际关系处得好的人受宠、重用、升迁占据上位,而真正有水平的人则排挤出局。假如一个人遭遇“逆淘汰”之后,选择沉默和忍受,甘愿被“逆淘汰”,这样,自己不仅成了受害者,无意中还成了“逆淘汰”纵容者。既是其本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逆淘汰”现象伤害基本正义,并且种种“逆淘汰”不断叠加、传递、放大,必然会形成一种漩涡,将所有人,无论正派与否,都裹挟进去。每个人都将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长此以往,则更加剧了中国科研环境的恶化,“潜规则”架空了“明规则”而变得堂而皇之。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由灰色走向黑色,由相互撕裂走向断裂崩溃,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如何奢谈创新与发展?(2)以政府为主导的“人才计划”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人才模式”的博弈和冲突:人才队伍作为我国转型发展的基础和重中之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人才计划”,诸如,“杰青”基金、“长江学者”、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中组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以及各地方的高端人才冠名计划……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人才计划”又有多少是行政性安排,又有多少是科技市场配置,不得而知。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单位和个人正在依靠“人才计划”提升虚假的名声,在科研竞争、学位评估、申请博士或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基金项目,为套取和不惜浪费有限的科研经费提供合法的外衣。这种具有官方背景的有计划的弄虚作假,花纳税人的钱而没有真正获利的项目,人为地制造不公平竞争对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没有什么作用,反倒极大挫伤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滋长学术腐败。从实效性看,人才建设体制要依靠科技市场和科技创新驱动。从国际环境来讲,我国面临国际人才竞争态势和高级人才流失的问题;从国内环境而言,我国人才培育体系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选拔人才的机制。长期沉淀于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其人生价值的取向更多的倾向于获取职称,即使对于应用技术学科的动力也如此。表现形式为公开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淡化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撑;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由于其特殊的垄断地位,企业在制度层面就存在创新动力不足的先天缺陷,导致大量人才无用武之地,闲置、荒废;而大量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大多是家族企业),以及人才的职称评审、劳动保险、社会保障、职业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导致中小企业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进而创新乏力。以政府为主导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使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由支撑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而转变成为发表论文和获取职称了,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型研究的目的发生的变性或扭曲,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现象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中国在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许多制度,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学来的。由于国情不同,一些制度到了中国就变了味。比如,院士制度就变成了科技和学术界的名利场。中国的科研大环境要走向公平主导的市场多元化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去行政化”和权力配置问题,协调好人才与政府、社会(企业)、科研机构的四位一体联动,实现科技市场配置为主导的“人才模式”。

三、中国科技资源配置改革路线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04)帕伦特与普雷斯科特研究指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异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则在于大多数约束,或者说障碍都被用来保护当前生产过程已有的集团的利益。消除垄断权力后,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会出现潜在的大幅增长。对于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如果无法消除这些障碍因素,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科技运行成本非常高而科技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效率非常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官本位体制内“长官意志”、“关系文化”之下,多数人仿佛只是附属物,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创造性,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权力所控制,被关系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人没有创造性的时候首先被问到的应该是否思想自由的问题,创造与思想自由是同等的,创造是思想自由的实践,任何限制思想自由的意图和提倡创造的主张都是永远的悖论,不可调和。所以要创造知识体系,不但应当有锐意创新精神,更应当有自由批判的环境。(2)追捧权力的官僚体系直接危害是,领导和被领导、市场和政府的利益交换机制空前发达,中国的科技资源配置体系直接针对“权力体系”的布局和依赖越来越严重。权力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具有再生产的特性,一旦权力资源出现错误配置,不仅仅是一种浪费,而且其对科技领域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它的合理配置也要通过竞争来实现的。然而,政府部门分项目、分资源,掌控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命脉,诱使越来越多的人挤进公务员队伍,公务员队伍不断膨胀,控制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市场的功能越受排斥。相反,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市场,才能提升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效率。基于这种考虑,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应当是降低政府内部的权力分散程度,扩展外部市场权力所占比重,在整个科学场域内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公平机制,这变相地等同于降低了科技活动的交易成本。让科技资源遵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通过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1、科技领域思想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斥异的大一统教育,儒家的孔子:述而不作;道家的老子:不为天下先。著书皆为稻梁谋,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种种排斥“求异”、“存异”、“容异”思维教育思想的引导下,一代代人在思想、性格、个性、思维上普遍趋同化、雷同化的现象,导致社会成员逐渐失去创造性、发展性、突破性思维这一人类最大潜在优势的严重后果。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人更善于学习,而不是创造。任何创新,都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需要有批判性思维。过去三十年来,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政府主导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将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使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现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发展,同样不是现行政府体制机制的主动行为,是全社会倒逼性、批判性和制度性深化改革的要求。我们有很多国家创新计划,但用人类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的科学进步不是在权力的领导下、计划的体制下实现的。高度归纳的科学原理或者科学发现都是在无计划的情况下发现的。学者的学术贡献,往往与他提出的观点时所受到压力而非赞美的大小成正比。一种学术观点受到关注并不是基于宣传,更不是基于炒作,而是基于需要。只有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学术,才能为社会所关注。对科学家来说更为宝贵的品质——那就是“有思想”。因为即便有知识、有能力和有关系,并且拿到巨额科研经费,但如果没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就只能在科研中重复和“跟踪”别人做过的事情。只有思想才是科研的灵魂,只有思想才是创新的源泉。

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一个重要答案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科学的基本态度是怀疑,科学的基本精神是批判,有思想的人重视“挑战”而藐视“权威”;创新是科学的灵魂,原始创新更是灵魂的灵魂,有思想的人重视“原创”而藐视“跟踪”;只有独立的人格,才能产生独立的思想,有思想的人重视“人格”而藐视“人缘”、重视“名誉”而藐视“名利”。然而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有思想”在中国还不是个褒义词,而是“爱出风头”的同义词。“有思想”被认为是“主流科研”的“叛逆”,这种人不仅自己拿不到经费和项目,甚至有可能给所在单位带来“灾难”。中国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观”能否发生根本转变,不再崇尚“有知识”、“有能力”和“有关系”的实用主义品质,而是追求“有思想”、“敢创新”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就是要培育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缺乏言论自由以及对于异议者的压制会对很多领域的创新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中国对于异议者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并给予更多的个人自由之前,中国成为创新大国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带着个性进入社会的时候,能自然的状态去观望外界,能发现社会中异化的东西,这促使他努力尝试要改造社会,这是个人的出发点。如果一个人的出发点就是适应社会,……内外都很圆滑,那么,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力量该从哪里来?因为圆滑的生活态度会让个人很适应社会,也就发现不了社会上需要改造的东西,他也就无法成为革新的力量 (郑也夫)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明白:引进流水线不如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不如引进人才,引进人才不如紧紧围绕体制变革,打造思想市场发育的制度平台。

2、我国科学研究需求特征及其市场机制的建立的紧迫要求

科学研究工作可按其性质、目的和过程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科学研究的结构体系。科学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研究结构体系直接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功能及其衍生的市场需求关系。在我国,对于基础研究的需求而言,一是源于许多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必须率先突破基础研究的瓶颈,这是一种为了应用技术开发目的而开展基础研究过程,与技术创新和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种科学家自主创新的自由探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不考虑特定的应用目的,更多的可以向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纵向延伸,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就有赖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各个环节的有机结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是科技创新的最高境界,当今社会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对于应用研究的需求而言,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等技术类国家科技计划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导向。一方面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政府非常注重自主创新,一直强调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来推动科技进步,形成以应用研究为主流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以摆脱基础科学深入研究的束缚来推动产业升级和进展的倾向特别明显。很不幸的是基础科学研究素质先天不足,后天又不重视,产业核心技术供给不足的局面并没有有所转变将是长期困扰我国科学界的问题;另一方面现在许多研究所承担各种国家项目,由于评价体制单纯追求学术价值和地位,并没有产业化观念和目标。一般都是以获得国家经费多少、发表论文(SCI)数量、参与人学术地位高低、所获奖励级别(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和数量来衡量科技成果的价值,而有关成果的应用价值以及转化为生产力的状况,却较少作为绩效评价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同时,这些评价指标往往与科技人员的职称和各种待遇挂钩,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评价体系对科技工作的导向作用。因而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个人缺乏针对市场需求从事开发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压力和动力,由此导致了其追求的目标与科研的社会目标、国家目标的分离,科技成果的学术先进性不能转化成技术先进性和市场领先性,结果导致科研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同时,伴随着有计划的科研演变成只是任务和“习题”,而不是探索和创新,大量经费浪费在低水平重复的科研项目。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的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不仅仅关注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导向,也关注技术开发本身。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这样一系列活动。中国技术创新有巨大潜力和市场,然而,我国三十年的发展,居然还没有创造出什么世界品牌。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R D总投入的比例很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都有较大提升。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高技术企业还很少,多数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还很难发挥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很难实现通过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其内在的统一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大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市场力量始终是科技成果产生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原发驱动力。如何改变我国科研工作的现状,促进这种原发驱动力的作用在科学研究结构体系中的生成和发展?我们应当紧紧围绕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件事认真思考问题。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有着大一统管理的内在冲动,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控制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基本特征,表面上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和安全,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秩序和规律。在科技领域,科技资源配置基本上是由政府所直接掌控的,政府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管的太宽,管得太多,政府的行为拿钱在某一个单独的项目上去砸钱,那有可能取得一些突破,但多数情况下是路径依赖并无创新的动力,对整个社会不会带来更大的进步意义,以及它的投入产出也是不成比例的。这种人为地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科技二元结构以及体制内少数代表政府的人对科技资源的垄断,极大地抑制和伤害了全社会的创新氛围和思想市场,伤害了科技人员的独立意志和品格,助长了“官学勾结”和学术腐败,以及从根本扭曲了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和政府智囊的功能,加速和导引了社会溃败。

市场经济的原动力在于竞争,而竞争的有效性依存于平等与公平。平等是对公民权利而言,公平是对政府服务而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要一致、权力和责任要对应,这就需要包括规则平等、机会平等、起点平等在内的权利平等,否则,不可能建立起现代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体制也应该体现公平的美德。以市场为导向配置科技资源的体制提供公平机制,(1)从政府的层面来说,中国作为一个仍然严重依靠政府带动的经济体,要摆脱这种权力配置为主的经济体制,使国家科技力量面向国家经济社会重大市场需求,与科技前沿有机结合,开展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市场竞争中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要通过培育公平竞争的科技市场环境去实现国家科技力量在全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包括政府科技资源配置路径和政府获取科技成果路径的改革;(2)从企业层面来说,在企业(即使是非国有企业)所有权和政治权力紧密交织的中国体制之下,首先应打破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制度层面上的垄断地位。政府支持是为了推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主体,要改革国家科技计划向企业配置科技资源的途径,迫使企业按照自身发展需要加大科研开发活动的资源性投入,还企业的应用开发型科研项目按研究目的和市场规律办事的本来面目,从而推动企业增强竞争能力,真正成为市场主体;(3)从社会层面来说,对于体制内而言,权力部门认为根据理性就可以计划与设计一切,这种理性自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扼杀竞争以及资源的自由流动机制,在这种模式下是没有公平可言的。对于体制外而言,留给任何独立从事科研的机构与个人的空间都很小甚至没有,这种外部权力的萎缩造成了体制外竞争乏力。由于缺少有力的外部竞争,体制内渐渐形成不同主体主导的垄断利益集团。导致中国科学场域内奉行的原则不是学术研究自身独立的价值谱系,而是国家级、部委级或者任何以行政级别定位的项目行政体系里的等级和利益。从世界发展的规律看,一切人类活动都可以商品化,合法合理地人类活动的商业化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最早的商品是人类的必须生活资料衣食,然后是住行,再就是玩乐,知识也具有了产权,思路也成为创意产品,科学研究作为人类活动当然也具备商品的性质,科研活动完全可以打破科技二元体制机制障碍,打破政府制度层面上的垄断和腐败性保护,成为一种产业。用市场机制淘汰不合格科研主体,而不论体制内外。

3、科技资源配置路径的改革

能否将科技资源配置到承担能力最强的机构和个人,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一个最基本的市场逻辑关系是,就科技资源而言,它的需求方是科技成果供给方,它的供给方则是以国家科技力量面向科技(学术)界为主导,企业、社会、个人等多元化投资渠道;对于科技成果而言,它的需求方是科技资源供给方,它的供给方是体制内外的科技人员、学者、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显然,因为科技资源供给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属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R D经费和财政科技拨款等科技资源来自于纳税人钱而非市场,加之科技资源要素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缺失,我国的科技资源的分配场中存在严重不公平的垄断现象,扼杀了科技事业本应具有的竞争和进取精神,同时也造成了科技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浪费科技资源的现象,必须改变传统的项目专家筛选、论证制等科技资源分配模式。在运行机制上遵循市场规律、建立和培育科技资源配置的权益体系。

(1)建立科技资源配置的市场交易平台:针对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严重的现实,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各个专业领域统一规划、立项和资助的科研商业化运作模式。基于网络技术,科技资源供给方可以就各种具体功能形成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个人,通过一个网络平台,实现科技资源配置交易的流水线作业。包括两种途径,其一,科技资源供给方通过购买科技评审服务的方式,在网络平台上,鼓励各类科技资源需求方提出项目思路,开展学术争鸣,形成项目规划;在立项阶段,机构、个人,机构之间、机构和个体之间、个体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由组合成为一个科研实体申请项目,而项目评审置于公开和透明的网络平台上进行,在这个平台上,只有学术主张、学术争议、学术研讨、学术条件等问题清单,没有学术垄断的领地和“学术权威”的名单。为思想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创造了绝好的条件。项目申报主体在公开规范的操作规程约束下由公开评议确定承担主体,以及其后的项目验收等实现科技(创新)市场意义上的优胜劣汰。与此同时还可以衍生出不同空间的学者开展横向合作或纵向联合的意外效果。例如,山西华骏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真全业务信息集成系统就可以为这样的网络平台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华骏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基于Web GIS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系统;基于生态过程机制的林业环境功能的评价信息系统及其云计算;基于Web GIS的流域水文过程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研制和开发,具有很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其二,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采用银行贷款制度,这样既体现了科技项目承担主体能力优先的公平原则,又降低了国家单方面承担的风险。科技发展银行只需要通过网络平台委托专家做出各类项目验收的标准,贷款者达到标准才能结题。如果有人恶意骗取科技资源,那么,他将负担连带责任。由于科技是探索未知的事业,允许失败的出现,一旦出现失败,由科技发展银行通过网络平台组织专家鉴定责任。如果合理的可以不予追究,但是即便这样,失败者将难以再次获得贷款,不过他可以采取垫资的方式,如果做出成果,银行可以按同类标准给予经费补偿。这样也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权力、机构、名气对科技资源的侵占与挥霍。同时,也使科技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

(2)企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动力机制:检验一个企业,特别是国企或央企是否完全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企业的R D投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市场需求是吸引企业进行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拉力,市场需求目的性越具体,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拉力越大,企业进行转化的动力也越大。科技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市场规律的要求。我国国有企业之所以存在短期行为,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薄弱,是由于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十分关键。中国企业往往将基础研究寄托于公共研发,但公共研发是否能承担起满足产业基础研究的使命,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试图用国家的公共研发来替代本该企业作为核心主体的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不仅不现实,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高。对中国企业家讲,政府的任务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企业一旦少了那么多的行政束缚,适应市场是如鱼得水,会爆发出无穷的活力,发展得越来越壮大。也有一些企业家在纯粹的市场环境之中,没有了政企结合、官商勾结,反而感觉赚钱很困难。在这些人看来,把一些好处给了官员,换来的是容易赚钱的项目和更大的利润。

科学研究与企业发展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在科技资源配置的运行机制中,把服务对象由研究机构(事业单位)向企业的延伸就成为必然;在应用与开发研究活动中承担主体也由事业单位向企业的转移,这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实现机制的要求,也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所在。传统依赖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对封闭运行的模式被打破,从体制上打破了条块分割、各自为阵、部门所有的传统工作局面,形成部门、地方、高校、院所、企业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的技术创新机制。从而确立了企业在研发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市场竞争规律的内在要求。

(3)盘活现有各类科技资源,全面提升科技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当下科技资源配置改革的核心任务。 一套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就是一个利益格局。改革要改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所以要问的是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顽固和严重?如果众多科技政策制定在目标设定阶段,即被各种利益集团与群体所严重影响,甚至操纵,就有可能牺牲了政策最不可缺失的公平原则。时至今日,很多部门在接受委托制定科技政策时仍然习惯于打部门和个人的小算盘,根本不考虑这种局部利益的获得是以损失国家的大利益(公信力与合法性)为代价的。 科技资源配置改革关键就是要改变行政权力过大、掌握资源过多、官僚队伍过盛,使企业竞争力不强、科教难以振兴的局面。本文提议的改革路径作为破除障碍的一种尝试,不失为一种弥补与矫正体制内外权力不对称分布局面下的公平机制缺失问题,在短期内实现最低限度的公平局面,使各类科技资源通过社会分工与竞争机制实现自由流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科技的质量与效率的实质性改进,并最大程度上遏制长期存在的由权力寻租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当今世界,创新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我们只有坚持市场取向,才能赋予创新核心驱动力,才能形成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才能真正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才能在21世纪新技术革命中勇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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